点击查看重视党性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转向复兴的重大转折点，抗战期间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地区，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强化党性教育作为一项特殊的任务，通过组织开展理论性、集中性、实践性和示范性的党性教育活动，使广大党员干部经受住了各种风险考验，成为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在此过程中，探索出了一条在特殊环境下开展党性教育的有效路径。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开展党性教育刻不容缓。中国共产党大后方的工作既有机遇又面临挑战。一方面，党可以借此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另一方面，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时有变化，甚至进行打压和破坏。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时，对国民党政府展开了以政治诱降为主的策略。在此背景下，国民党内部的投降、分裂、倒退倾向日益凸显。为适应抗战形势，1938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大后方各级党组织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吸收了大量工农分子和知识青年加入革命队伍。新党员的加入为党组织注入了活力，但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由于入党时间短，缺乏系统的党性教育和革命锻炼，部分党员干部在思想、政治上不够成熟，存在思想波动、动机不纯等问题。面对上述新情况和新问题，加强大后方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提升其政治素质、斗争能力和战略眼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面临的一项紧迫且重要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切实推进在抗战大后方开展党性教育。面对重重困难与挑战，中国共产党为切实加强大后方党员干部教育工作，于1940年10月专门颁发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大后方党的干部教育的指示》，要求大后方各级党组织运用灵活多样的策略，扎实做好此项工作。这些策略方法涵盖了宣传教育、组织建设、干部培训、整风运动、领导示范等多个方面。首先，充分利用党报党刊开展理论化的党性教育。《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重要宣传阵地。《新华日报》注重时事和政策宣传，通过及时报道国内外抗战形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国统区的抗日活动，为党员干部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源，增强了他们的政治敏锐性和责任感。《群众》周刊则侧重于思想理论的宣传，系统阐述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帮助党员从理论高度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胜利的必然性，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党性修养和理论水平。其次，通过严格的组织生活进行常态化的党性教育。中共中央南方局将每周四定为“党日”，每逢这一天，相关支部的党员都要到红岩村参加集中学习，接受教育。此外，还通过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开展整风运动等方式，组织集中性的党性教育。整风运动同样是大后方党员干部开展党性教育的重要方式。在整风运动过程中，通过边学习、边讨论、边对照检查以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帮助大家发现自身不足，及时进行整改，着重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问题。再次，通过实际工作中的各种危险事故和突发事件的应对，对党员干部进行实践性的党性教育。最后，领导干部还经常以自身的模范行为，为广大党员开展示范性的党性教育。周恩来就结合自己的革命历程，亲笔撰写了著名的《我的修养要则》。通过上述多种策略与方法，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成功推进了党性教育，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开展的党性教育富有成效。抗战时期，针对大后方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内容既全面又富有特色，不仅涵盖了组织纪律的夯实，还深入到时事形势的解析。同时，教育过程中特别注重坚定革命信心、培育革命气节和传授革命方法等多方面内容的融入，使得党性教育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极大地提升了大后方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首先，鉴于国统区斗争环境的极端残酷性，大后方对党员干部的组织纪律教育尤其是保密教育，给予了高度重视。通过组织党员深入学习相关保密文件，深刻认识保密工作的重要性，并及时总结因保密疏忽而遭受的损失，引以为鉴，警醒全体党员。其次，为了让党员干部始终保持对大局的清晰认识，大后方各级党组织对形势政策教育也极为重视。通过定期举办训练班，邀请领导干部作专题报告，全面深入地分析国内外形势，系统阐述党的政策和策略。周恩来鼓励坚守在重庆的共产党员，向他们深情讲述广州陈铁军、周文雍等烈士的英勇事迹，号召大家向烈士学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为贯彻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南方局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勤三化”的要求。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要求党员不断提升自己、融入社会、扩大影响；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三化”则让党员能够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开展斗争，积蓄力量。“三勤三化”工作方法的实施，不仅帮助大后方的党员干部更好地隐蔽自己，还为党的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共产党在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社会各界中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宣传了自身的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后方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研究”（24BDJ02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西南大学分中心、西南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西南大学分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