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查看今年是恽代英同志诞辰一百三十周年。恽代英（1895—1931），原籍江苏武进，生于湖北武昌，“常州三杰”（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之一。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青年的杰出领袖。恽代英曾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武汉分校政治总教官，为维护国共合作、培养革命军队作出了突出贡献。
1926年5月，中国共产党为加强黄埔军校的工作，派恽代英担任军校政治主任教官。10月，随着北伐军攻克武昌，革命的中心从广东逐渐转移到湖北武汉。为了革命的发展，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成立，中国共产党派出许多同志到该校工作，其中就包括在广州黄埔军校表现出色的恽代英。
1927年1月3日，恽代英搭船抵武汉。武汉这所军校创办之初，蒋介石任校长，汪精卫任党代表，由于二人当时都不在武汉，故由邓演达代理校长，顾孟余代理党代表，军校的工作实际上由恽代英主持。恽代英当时既是军校的公开负责人，又是军校中国共产党的支部负责人。他把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招收到学校，使这里变成了“革命的大本营”。
这一时期的政治斗争异常激烈。恽代英在军校与毛泽东、董必武等一起，团结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同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努力维护和捍卫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成为军校的定海神针。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后，恽代英又努力保留学校里中国共产党革命军队的种子，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人民军队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军校体制
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正式召开。为发扬民主，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会议决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常务委员制，实行集体领导。同时，决定对军校的领导体制进行改革——改校长制为委员制，以防止学校变成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工具。恽代英说：“改校长制为委员制，以目前的观察，是很必要的……如学生常言，我是某某的学生，造成一人的学生，比如现在的中央军事学校如多说党的运动，则往往危险，可把校长改为委员长，同时也有委员。”并指出，“军事政治学校及各分校应确立于党的指导之下”。他还主张委员长的任命“最好由大会指定之”。这实际上撤销了蒋介石的校长职务，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将学校变成他个人工具的迷梦。
会后，国民党中央根据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议，取消军校的校长制，正式委任恽代英和谭延闿、徐谦、邓演达、顾孟余为委员，并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委任邓演达、恽代英、谭延闿三人为常务委员。当时，谭延闿是挂名的，邓演达忙于总政治部和中央农民部的工作，因此军校的工作实际上由恽代英主持，学校实际上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
之后，恽代英在学校内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在《最近学校改革之意义》中表示，“最（近）学校有了一番改革，裁减人员，节省经费，就是要各部分的工作做好一点”。他还指出加强政治训练、提高政治认识的重要性并强调：“政治认识，须特别注意。就是黄埔毕业的学生亦须注意！”
经过改革，军校的工作大有起色，有力地打击了学校中的国民党右派，也成功地使军校摆脱了蒋介石的控制。5月，恽代英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汇报军校整顿的情况时说：“以前蒋介石当校长的时候，黄埔学生形成一个特殊的阶级。现在改成了委员制，虽然没有完全铲除这种风气，但也纠正了不少。”通过改革整顿，提高了军校的政治素质，壮大了革命力量，使军校成为讨蒋的英勇先锋。
严惩右派分子
1927年3月10日下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开幕时，国民党武汉地区党员大会在汉口召开，军校学生前往参加。适值湖北省总工会在该处召开宣传会议。当工人宣传员高呼“打倒军事独裁”“提高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的口号时，军校的右派学生以维护校长蒋介石的威信为名，闯入会场，擅自拘捕四名工人。事件发生后，邓演达、恽代英等十分重视。由恽代英宣读他以大会主席团名义起草的对军校和总工会的训令。邓演达提议由王法勤、陈公博、詹大悲、恽代英和他五人组成调查委员会。恽代英连夜赶回军校，亲自调查，并对学校进行整顿。
军校少数右派分子的行为，引起了广大革命师生的愤慨。在恽代英领导下，军校对右派分子的查办后发展成了一次清党运动。恽代英说：“近来本校对于右倾分子，处置稍从严厉，但我们要注意，革命是常有激烈的斗争的。我们看黄埔政治部副主任熊雄之被杀，许多教官之被捕，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孙炳文之被暗杀，以及江浙各党部各革命团体主持同志之被捕被杀，我们就可以知道的，反革命派对待我们同志是怎样的凶鸩残毒……因此，我们对付右派及反革命派，不能不采用严厉手段。”
恽代英严肃处理该事件，沉重打击了蒋介石在军校里的右派势力，壮大了左派力量，暂时稳固了军校的革命武装。这次清党运动进一步巩固了军校这个革命的堡垒。
组织反蒋斗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工农群众。噩耗传到武汉，恽代英坚决同蒋介石划清界限，表示：“譬如我，假使跟着蒋介石，也大可升官发财，但要使中国革命成功，就不能不反对反革命的甘作民众叛徒的蒋介石！这种反对，是有益中国的。”他组织并领导军校学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蒋斗争。
军校学生组织成立了讨蒋大会筹备会，愤怒谴责蒋介石为“党贼”，称其“视党国为可欺，视民众为可侮，视同人等更为己之工具，今者结群小以踞江南，靦仇敌而抗中央”，号召革命同志对蒋介石不容“丝毫之姑息”“与蒋贼作百倍之奋斗”。4月23日，军校各期学生和革命群众三十余万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讨蒋大会，大会通过了《讨蒋通电》《武汉军校告各期全体同学书》。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把武汉地区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领导讨夏作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蒋介石一方面指使粤、桂、川、黔军阀分三路进攻湖南，另一方面勾结反动军官为内应，企图里应外合颠覆国民政府，达到消灭革命力量的目的。在这样的形势下，武汉国民政府开始动摇，反动军官的叛变接踵而至，原系北洋军阀旧部的夏斗寅首先举起了叛旗。1927年5月13日，夏斗寅领衔发出反共“元电”，并在四川军阀杨森的配合下开始向武汉进攻。其时，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正在河南一带作战，武昌防备空虚，形势十分危殆。
为应付危局，军校改编为独立师，恽代英任独立师党代表，侯连瀛任师长，随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的国民革命军一起，参加讨夏战斗。战前，恽代英作动员说：“现在四处都充满了黑暗，只有两湖书院还在放射着光明，现在就是要用我们的光明去冲破周围的黑暗。”当晚，恽代英也随军行动，他当时“戴着眼镜，穿着布军装，打着绑腿，走在队伍前面”。5月19日凌晨，部队步行到达纸坊，与七十二团、七十五团并肩战斗。
5月20日，国民党二届常委会十二次扩大会议批准总政治部队恽代英为中央独立师党代表、施存统为政治部主任的任命。
在平叛战役中，中央独立师的官兵们表现十分勇敢。革命军于5月20日攻占贺胜桥，21日收复咸宁，武汉局势转危为安。当天，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武汉解除戒严令。
5月22日，在咸宁举行的祝捷大会上，恽代英高度赞扬了革命军官兵的英勇战斗精神，他说：“这次胜利完全是七十二、七十五两团战士勇敢不怕死的结果……当夏斗寅进犯武汉的时候，我们后方兵力虽少，我们革命军是不跑的，叶师长是不怕死的，带领他们的两团人去拼命冲锋，卒把敌人打败，我们所以胜利，是因为不怕死，人人都有死的决心，而且我们每次打仗都得着工农的帮助。前天到金口，金口农民协会是很帮助我们。前几天又有许多农民来报告敌情，我们很自信为保护人民利益而战，一定是胜利的。哪一个要再来压迫人民，我们就要继续打倒他……我们很自信，为保护人民利益而战，一定是胜利的。”
平叛夏斗寅的胜利，不仅保卫了武汉的安全，为解除北伐军的后顾之忧作出了贡献，而且使军校学生受到了一次实战的考验。
保存革命种子
1927年6月30日，邓演达发表《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的留别书，谴责汪精卫集团，辞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汪精卫立即指派陈公博继任。但陈公博尚在江西，一时无法上任，总政治部的工作暂由恽代英主持。他鼓励教导学员“要好好学习军事，好好练兵”，并安慰大家说：“形势正在变化之中，要准备应付局面，不能放弃阵地，陈公博一时还不敢来政治部，我不是还同你们在一起吗？大家抓紧学习和练兵，要加强革命武装，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陈公博接任总政治部主任后，“首先注意便是这一班军校学生”。恽代英也极其关注这批学生。对军校学生的争夺，成为斗争的焦点。
军校决定提前结业。7月18日，在恽代英的主持下，军校第五期学生八百余人举行毕业典礼。后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恽代英向朝夕相处的师生发表了最后一次讲话：“现在政治形势虽然一时逆转，但我敢说，中国革命必然成功，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们分散以后，希望每个同志，就是一粒革命种子，不论撒在什么地方，就让它在那里发芽、开花、结果。”这批毕业生，大部分被派到叶挺和贺龙的部队中。
之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教导团，在恽代英等人的努力下，保存了这支革命力量。之后，教导团原拟赶赴南昌参加南昌起义，但因通知迟到，来不及准备。10月下旬，叶剑英遵照中共党组织关于准备广州暴动的指示，将教导团带进了广州北郊的四标营，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部队。
1927年7月下旬，恽代英离开武汉，奔赴九江，开始新的战斗，先后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
（作者单位：常州三杰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