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长征。”邓小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卓有成效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力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深刻认识、准确把握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贡献，对于坚定历史自信、把握时代大势，更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明确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新概念

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如何实现现代化，有一个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提出要实现工业化，不久又提出到二十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领导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从实际出发，站在时代要求、国家发展、人民期待的高度，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新概念。

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为团长的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两天后的3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把“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表述为“中国式的现代化”。他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同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又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即到二十世纪末，“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用“小康之家”来诠释“中国式的现代化”，并对这一概念划定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标准。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又对“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

可见，邓小平在明确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同时，将“小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衡量标准同“中国式的现代化”联系起来，使“中国式的现代化”更加具体可感、切实可行。

二、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丰富“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思想内涵

邓小平以开创性地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新概念为起点，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断丰富“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思想内涵，思考和回答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应当是什么样的现代化这一基本问题。

（一）“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立足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

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与西方国家科学技术水平差距大，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客观实际，也是邓小平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基本依据。1979年3月，邓小平明确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一再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实现现代化，是一项长期艰巨繁重的历史任务，要注意学习借鉴别国的先进经验，更要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向，但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实现现代化并不存在固定的模式。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立足中西方国情的差异，尤其是从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巨大差距的实际出发的，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有自身的特点，不能照搬西方现代化的模式。1979年3月，他在会见英国客人时说：“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五十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七十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就是达到这个水平，也还要做许多努力。由于缺乏经验，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困难些。”

后来，他在多个重要场合多次强调中国的实际，也正是从实际出发，他在确定二十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达到一千美元还是八百美元的问题上斟酌再三，最终确定为最低达到八百美元，争取达到一千美元。1981年11月1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财政部部长唐纳德·里甘时围绕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问题的谈话，充分反映了他在确立现代化目标问题上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心路历程。他说：“我们冷静地考虑了这个问题。根据现在的情况，到本世纪末，可以实现一个‘小康之家’的现代化。我们不能主观地求快。一九七八年我们设想可以搞快一点，但我们想错了。因为中国底子薄，人口太多。所以，我们紧接着总结了经验，提出搞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不能同西方比。日本大平首相一九七九年访问中国时向我提出，你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个什么样的现代化。我想了一下，说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千美元。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国民生产总值就要超过一万二千亿美元，因为到那时我们人口至少有十二亿。现在我们经过摸索、计算和研究各种条件，包括国际合作的条件，争取人均达到一千美元，最低达到八百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在下个世纪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西方的水平。我们就是这么一个设想。”

（二）“中国式的现代化”是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现代化

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大发展，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和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殷切期望，邓小平始终强调发展生产力这一首要任务。他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时，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时，旧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而改革通过对生产关系的调整、上层建筑的完善，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进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要“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

同时，要实现现代化，还必须坚持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利用有利的国际条件。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我们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1982年8月6日，邓小平会见外宾时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包括对外开放政策在内的一些政策。我们要不断地利用自己的力量，也要利用国际力量。我们建国以后长期处于孤立的地位，几乎是关起门来搞建设。现在情况不同了，国际条件不同了，我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同发达国家建立联系。但是不管怎样，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搞四个现代化，基本点还是立足于自力更生。与过去不同的是，我们要充分利用国际条件，实行开放政策，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资金，同许多国家在许多方面进行合作。”

（三）“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根本前提的现代化

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在经济上有难度，在政治上也有风险，必须有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保证。邓小平在开创和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过程中，面对来自“左”的和右的各种干扰，始终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他明确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后表述为“人民民主专政”——引者注）；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共十三大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被作为重要内容写进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

邓小平还深刻认识到，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区别。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现代化的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才能有效规避西方现代化存在的极不公平的现象。

（四）“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现代化

“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邓小平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在他看来，现代化不只是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物质生活层面上的需要，还必须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邓小平深刻指出：“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是正确的，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世界上腐朽的东西、中国老的东西重新出现，而且已经出现。没有理想、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行，精神面貌可以直接影响物质。”“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因此，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三、制定实施“三步走”发展战略，有力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有一个与之相配合的发展战略。在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的同时，邓小平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变化，领导制定了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三步走”发展战略的不断完善和成功实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和现代化进程。

在1979年12月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谈话中，邓小平就比较具体、明确地谈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1982年，根据邓小平关于“小康”目标的设想，中共十二大报告首次把“翻两番”“实现小康”作为“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的战略目标提了出来，明确表述为：“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十二大还明确把从1981年到二十世纪末的二十年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在这一设想的基础上，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第一次明确提出经济建设大体分“三步走”的战略设想。他指出：“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在此基础上，中共十三大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以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基本依据，以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和相应的人民生活水平为标志，划分经济建设的战略步骤并确定每一步所要达到的目标。

经过长期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邓小平规划出了一个清晰的中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发展蓝图，并形象地称之为“发展战略的‘三部曲’”。“三步走”发展战略，向人们展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进程表，使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征途中有了更为清晰而切实的战略规划，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的重大成果。

长期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三步走”发展战略，是一个积极而又切实的规划，有力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也正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中，党对中国的发展战略和目标不断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持续推动现代化建设向前发展。

四、邓小平关于“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论的重大意义

如何缩小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距，如何赶上时代、加快实现现代化，是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直思考的重大问题。为此，他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关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理论，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从现代化的维度看，“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对“四个现代化”的继承和发展，丰富了现代化的内涵

“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在“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提出并不断发展完善的。新中国成立后，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重视以宏阔目标指引航向、凝聚力量。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入手，逐步提出分两步走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曾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讲的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出来的。”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周恩来在这次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新中国领导人对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最初概括。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3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毛泽东的认识进一步深化，1959年12月，他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提出要把国防现代化加入到国家现代化的内容中。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随后，周恩来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发言中，将“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这样，“四个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就被完整提了出来。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宣布：“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样，就形成了“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完整提法。从此，实现“四个现代化”正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

“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充分总结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认真吸取了过去处理工业与农业发展关系的经验教训，突出强调了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它鲜明表达了人民群众改变落后面貌、建设强大国家的迫切愿望和追求，对于振奋民族精神，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当时人们对现代化的内涵、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的认识是不足的。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立足中国国情，明确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新概念，这是对“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重大调整。正如他指出的，“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对“中国式的现代化”内涵的认识也不断深化。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由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的历史决议，首次把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纳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体系之中。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中国式的现代化”既着眼于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改善与提高，也着眼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的统一，反映了社会全面发展和共同进步的特征。它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要求把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一个更加综合性的立体化的奋斗目标。

战略目标从“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演变，表明中国共产党人随着实践的发展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符合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客观实际，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二）从文化的维度看，“中国式的现代化”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小康”概念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运用

“小康”最早出现于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诗经·大雅·民劳》的开篇即为“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这里的“小康”有安康、安居之意。千百年来，“小康”一词常见于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之中，在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经历了漫长的意涵演变过程，闪烁着中华文化的远古智慧，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成为封建君王、先贤圣哲和平民百姓表达对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和谐、家境富裕、民安国泰的向往和追求的通俗词汇，“小康”思想也在中国社会中根深蒂固。但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近代中国，“小康”社会的美好生活只能是帝王将相、地主官宦、豪商巨贾、割据军阀等少数统治阶层才有权利和资格拥有，对于劳苦大众等多数底层民众来说，“小康”社会理想如同“镜中花”“水中月”，遥不可及。

邓小平从中国的特点和实际出发，明确提出到二十世纪末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他创造性地将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解读为“小康之家”和“小康的状态”，将“小康社会”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大踏步地走上奔小康的康庄大道。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小康”概念被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传统“小康”因此被赋予当代意义，成为指称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代名词。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我国要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的目标”；2002年，中共十六大在“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基础上，作出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的新论断；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党领导人民为宏伟目标接续奋斗，一张蓝图绘到底。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庄严承诺，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小康”概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推进中承古创新，从一个抽象化的理想社会形态描述，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蕴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等丰富指标体系的具象化的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进而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图景。

（三）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维度看，探索和开创“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成功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

邓小平将“中国式的现代化”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提，他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综观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宏伟目标而不懈奋斗的历史，他将现代化建设的普遍规律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结合起来，大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创立邓小平理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力地推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可以说，探索和开创“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成功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

“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从根本上讲就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形成的。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就既不可能成功开创，也不可能继续向前推进。

回顾历史，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其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民探索和开辟了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现代化道路之所以能够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于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不断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内涵。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

五、结语

邓小平从中国的特点和实际出发，充分考虑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小康”概念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在“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新概念，并不断深化对“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内涵的认识，带领党和人民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邓小平对现代化卓有成效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习近平指出：“对邓小平同志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中共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探索和实践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习近平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探索现代化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我们要紧紧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这个中心任务，继往开来，奋发进取，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光明前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